和大多数独自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单身女性一样，我从未预料到会有什么能威胁到我前途光明的生活。但某天早晨，我醒来时发现视力模糊，生活就此天翻地覆。不到一小时，症状就发展为剧烈头痛和恶心，左手还短暂地出现了麻木感。 医生办公室给出的指示很明确：马上过来，不要自己开车。医生在诊室里为我做了常规的神经系统检查，但没发现任何异常。她说核磁共振（MRI）很少被安排做，但为了让她自己放心，还是希望我做一下检查。 几天后，我在工作中接到了一通完全意料之外的电话：“幸好我们当时做了那次磁共振成像检查。你的脑子里有个肿块，必须切除。”
第二天，一位当地的神经外科医生向我解释说，肿瘤位于颅底的一块名为“斜坡”的骨头上，大小为3×3×3厘米。我仍感到目瞪口呆，随后又咨询了来自顶尖医疗机构的另外三位神经外科医生，他们提出的治疗方案各不相同，预后评估也各异。 由于专家意见不一，我意识到，作为一名外行，我必须亲自做出这一将影响我余生的医疗决策。经过一番研究，我找到了一位专家，他确信我患的是脊索瘤——一种罕见的、生长缓慢的肿瘤，仅占所有脑肿瘤的0.2%，每年发病人数不足200人。 他告诉我，包括手术和放射治疗在内的治疗将占据我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。掌握了这一信息后，我重新调整了搜索方向，并向一支才华横溢且富有同情心的外科医生团队——钱德拉纳特·森（Chandranath Sen）医生和彼得·科斯坦蒂诺（Peter Costantino）医生——寻求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诊意见。
我鼓起巨大的勇气才预约了手术，而迈进医院大门则需要更大的勇气。从长达九小时的手术中醒来后，我动了动手指和脚趾。太好了！我没事！但不幸的是，肿瘤只切除了半数，六周后我必须再次回到医院接受同样规模的手术。 得知必须重来一遍，我心都碎了，几乎想要放弃。第二次走进同一家医院，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“似曾相识”感。但这次醒来时，我听到了好消息：他们把肿瘤切除干净了！ 手术后，我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接受了质子束放射治疗——当时，该院是全美仅有的两家提供这种专项治疗的中心之一。在这两个月里，我见到其他患者，内心深受触动：有些人像我一样正在康复的道路上，而更多人则才刚刚踏上抗病之旅。 2004年5月18日，我的治疗圆满结束，我从波士顿乘机返家，这距离我首次出现症状的那一天，正好差一天就满一年了。作为手术的副作用，我永久失去了嗅觉；但换来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。 几年后，我嫁给了此生挚爱，并生下了一个健康、可爱的女儿。
